徘徊在国家文学史之外---谈建构中的马来西亚文学史
内容提要：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国家，在建国历史的长河中，作为三大种族之一的华裔民族与印裔民族，虽然参与了所有过程，也为国家的建设付出努力，然而，却一直被贴上“移民”的标签。由于民族与语言的关系，除了被官方界定为“国语”，即以马来文书写的作品，被写进国家文学史，其他民族的作品却被排除在外。华文华语以及淡米尔语的文学作品，作为马来西亚的“非国语”、“非官方语文”的文学之一环，徘徊在国家文学史之外，长期以来是个高度争议性的政治课题。本文试着从各方面梳理关于“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史”的一些现况。
关键词：国家 语言 民族 马华
国家政治背景回顾
马来西亚这一新兴的民族国家先后经过葡萄牙（1511年）、荷兰（178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1824年）、三年零八个月的二战抗日时期（1941-1945年），以及1945年战后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终于在1957年脱离英殖民地而独立，迄今52年。
在500多年的建国历史长河中，中国华人以及印度淡米尔后裔因各种因素移居期间的数量可谓壮观，长期以来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主要民族的一部份，同时与马来西亚本土的马来土著构成三大民族。在全国种族比例中，所谓的土著（马来人）约占一半，其余者如华裔（25%）、印度淡米尔人（7.5%）以及其他族群如伊班人、卡达山人等约27%。因此，一般上所谓的多元文化也是以马来、中国以及印度三大文化组成。绝大部分的华裔是在1900年代大量由中国大陆移民到马来半岛来，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这个族群而今已经进入第五代的后裔。而印度人则是在英殖民时期，大量移民而来，当时主要为英国政府进行铁路修建工作以及胶园和锡矿采集工作，如今人口数量已经是排行第三。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境况下，形成巫（马来人）、华（中国后裔）、印（淡米尔后裔）三大种族。
三大民族虽然各自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但是在经过多年的落地生根之后，对于这片土地也产生了认同感，后来，在向英国政府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也各自付出了许多心力，当时三大种族各派代表一起赴英国，向英国政府申请独立而后成功。
移居其间的马华族群和印度族群也自然或自觉地参与其盛, 参与马来西亚的建国努力和建设，逐渐摆脱了当初移民的心态而逐渐转向了永久定居的立场，侨民意识也因为国家认同的转变而淡化。但问题还有其复杂纠葛的一面，中国与印度作为根之所在的原乡，即使不再承担他们的乡愁，在文化上的牵系却依然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正如马华新生代作家钟怡雯所说: “对于生长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而言，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似乎是十分复杂的。在血缘、历史和文化上, 华人与中国脐带相连。他们的生活习惯已深深本土化, 是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过生活的华人族群) ; 就文化而言, 华人却与中国脱离不了关系, 所谓文化乡愁即牵涉到对原生情感的追寻, 对自身文化的孺慕和传承之情等。华人可从文字、语言、习惯、节庆等共同象征系统凝聚民族意识, 并藉此召唤出一种强烈的认同。”（1）尤其是面临政治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无保障时, 这种认同则又出现强烈的反弹。
马来西亚国民由多元种族构成，语言、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多元文化社会。建国初期，种族文化进行融合的同时，也随时有因文化差异而引发冲突的危机。（2）
1957年独立之后，马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至于华裔以及印度裔则被排为外来移民。马来民族主义更常以爱国主义的面貌呈现，以强势的同化论要求华裔及印裔放弃或是移易其民族文化认同。马来西亚唯一的国语、官方语文是马来语（文），淡米尔语是另一大组群语，英语在后殖民时代的马来西亚虽是相当普遍被使用的跨族沟通语言，但不是“官方语文”，更不是“国语”。长期以来，华语（文）和淡米尔（文）则被困锁在特定族群的内部，（3）文学创作品也一直被国家主义的马来民族主义隔离在外。
国家文学史的定位与尴尬的裂痕
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调子出于1971年8月16日至20日，国家文化大会在马来西亚大学召开，决议以如下的国家文化概念为国家文化建构原则：一、以土著文化为国家文化基础。二、其他适当的文化因素可以被接受为国家文化。三、伊斯兰教为塑造国家文化之重要原素。这纲领数十年来成为大马国家文化的指导原则。（4）在伊士迈。胡辛（Ismail Hussein）1971年的指标性的文章《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以两个不同的标准，打发掉两种非国语，华文以及淡米尔语局限于特定的组群内部，所以不足以代表国家，而跨族、具国际文化优势被广泛使用的殖民语言---英语，却非本土原有，一样缺乏正当性，所以强调“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必须以马来西亚国语书写”。在此纲领下，英文、华文、淡米尔文学只能屈属于“族群文学”或 “地方文学”。（5）
1971年，在两位马来学界菁英（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泰益欧斯曼（Taib Osman）以及依斯迈胡先( Ismail Hussein)的发言中，重点如下：一、以马来文为国家文学的基础，在于它可以为所有马来西亚人理解。马来文是经协商认可的国语；换言之，马来文可以跨越族群的限制。（在国家教育制度规定之下，任何族群必须以学习“国语”为主。）二、马来文是马来西亚在地人的语言。相对于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学传统，马来文有着更为长远的文学传统。三、华文、英文、淡米尔文因为以非在地语言写作，故而是“外国文学”。况且它们各自有着悠久的文学及文化传统，必然受其限制。四、相对于中华、印度文化的封闭性，马来文化自马六甲王朝以来，就在一个群岛环绕额度开放性环境里广受诸如阿拉伯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印度、中国、欧洲殖民者？）。
在这种明显捍卫马来文的绝对优先“爱国主义宣言”论调下，唯有以“国语”书写的作品，才可以被列为“国家文学”，也才可以被写进“国家文学史”中。马来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文学”，以其他语文书写的马来西亚作品则名正言顺地被列属于“族群文学”或是“地方文学”，甚至更被列为是“外国文学”。然而，事实是在马来西亚的三大种族中，文化的互相交流以及教育体制的强制下，身为华裔者除了以中文书写的作品，也有以英语或马来语书写的作品，然却只有以马来语文书写的作品才有可能踏入“国家文学”的门槛。官方在界定“国家文学”的立场是：“在马来西亚，由于马来文或马来西亚文是国语，因此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必然是马来西亚语的文学”（2003）。
这情形正如目前的“马华文学史”，只收录了以华语文书写的华人作品，却忽略了一些华裔以非华语文书写的作品，在“马华文学”的定义上，出现了一点矛盾的现象，到底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品”，还是“马来西亚的华语文作品”，尽管非华裔书写华语文作品不多，但是按照逻辑来说也可以被称为是马华作品，应该被列入“马华文学史”，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因此，近年来，有关“马华文学史”重构的问题也一直被学者们重视并提出各种观点。
事实上，在殖民统治中, 文学或历史的文本可以是帝国权威的一种载体, 它既是一种象征, 也可能是“行使占有权利的具体行为”; 因而书写便成一种权力和统治工具, 它是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手段。 作为“他者”，同样可以采用文本书写的形式来抵制或消解帝国之权威。他们渴望有, 也迫切需要一部以自身为主体(即本土的) “鉴证性”的历史, 用书写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移民本土、开拓本土的早期经验,他们在本土上的生存和发展史, 以及被殖民者压抑的“人民记忆”等等史实。而本土早期的历史和人民记忆, 往往藉文学书写的形式得以保存。（3）然而，这一些以非马来语书写的作品，依然被排除在“国家文学史”之外，也抹煞了其作为建国历史见证的价值。
从目前国家范畴内的马来文学的角度看，有所谓“非巫裔作者”(Penulis Bukan Melayu / Non Malay Writer)这个词汇，巫裔以外的作者都统摄在这个名称之下。（4）这样一来，处于本土的其他族群之文学作品，则名正言顺地被排斥在“国家文学史”之外，使得民族间的文学立场进入一种因政治因素而升起的尴尬裂痕。在关于“国家文学史的定位”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一个矛盾且敏感的课题，至今仍未改善。文学的经典该由谁来定？哪一个族群来认定？谁的作品可以被写进“国家文学史”中？从这几个问题延伸，也让笔者联想到，其他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有占相当大外族人口的情形，他们的作品是否也被其国列为“国家文学”，一旦成名为经典之后，是否也有资格被写进“国家文学史”中呢？
小结
国家文学是根据作家的国籍确定的, 民族文学是根据作品的语言确定的, 这是两个尺度。（5）然而，在马来西亚这一个所谓新兴的民族国家，却不以作家的国籍来确定其作品的定位，而以语言作为定位，对此，身为马来西亚华裔族群的一员，深有感慨。尤其近年来，马华作家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已经暂露曙光，可是在自己的“国家文学史”的认同上却还一直被排除在门外，不禁让马华作家经常有“梦里身是客”的忧患情怀，抱有“不被承认的焦虑”。
早期从中国大陆到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从效忠中国到效忠马来西亚,经过了一段感情挣扎。许多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在建国初期表现了自己对国家的认同, 积极呼吁参与国家建设。他们抱着理想,希望从移民变成公民,可以长期在这片国土上生活。可是, 从1957年独立到21世纪的今天, 华人感受到族群日渐被边缘化, 他们对国家不公平的政策感到失望, 部分作家甚至选择到别的国度发展 ，显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的坎坷际遇。（6）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华族已把自己当作国家主人公,他们对国家有着深刻的认同感。侵略者压境时, 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也付出了生命。然而, 国家建立起来后, 他们却被视为外来移民, 忠诚度时常受到置疑。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人在现代性民族—国家文学理念下进一步提出用“华人文学”取代“华文文学”, 由此获得“国家文学”认同，但是依然没有答案。
其实，在多元民族的国境下，各民族完全不分彼此、和谐生活一直是作家
理想中的马来西亚社会。我们且期待，有朝一日，民族文学能够被列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史”。
备注：
（1） 钟怡雯: 《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中的中国图象》, 《回首八十载, 走向新世纪: 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 2001年, 第56 页。
（2） 潘碧华：《参与的记忆：建国中的马华文学》
（3） 详细的讨论参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建国》，台北：文史哲，1979
（4） 庄华兴：《叙述国家寓言：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颉颃与定位》，收于《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2004：103-130
（5） 伊斯迈。胡辛，《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庄华兴译，收于氏编，《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雪隆兴安会馆/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33-43
（6） 南治国：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建构———以王润华的相关论述为中 心
（7） 庄华兴：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学
（8） 周宁：《重整马华文学独特性》
（9） 潘碧华：《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
关键词：国家 语言 民族 马华
国家政治背景回顾
马来西亚这一新兴的民族国家先后经过葡萄牙（1511年）、荷兰（178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1824年）、三年零八个月的二战抗日时期（1941-1945年），以及1945年战后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终于在1957年脱离英殖民地而独立，迄今52年。
在500多年的建国历史长河中，中国华人以及印度淡米尔后裔因各种因素移居期间的数量可谓壮观，长期以来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主要民族的一部份，同时与马来西亚本土的马来土著构成三大民族。在全国种族比例中，所谓的土著（马来人）约占一半，其余者如华裔（25%）、印度淡米尔人（7.5%）以及其他族群如伊班人、卡达山人等约27%。因此，一般上所谓的多元文化也是以马来、中国以及印度三大文化组成。绝大部分的华裔是在1900年代大量由中国大陆移民到马来半岛来，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这个族群而今已经进入第五代的后裔。而印度人则是在英殖民时期，大量移民而来，当时主要为英国政府进行铁路修建工作以及胶园和锡矿采集工作，如今人口数量已经是排行第三。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境况下，形成巫（马来人）、华（中国后裔）、印（淡米尔后裔）三大种族。
三大民族虽然各自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但是在经过多年的落地生根之后，对于这片土地也产生了认同感，后来，在向英国政府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也各自付出了许多心力，当时三大种族各派代表一起赴英国，向英国政府申请独立而后成功。
移居其间的马华族群和印度族群也自然或自觉地参与其盛, 参与马来西亚的建国努力和建设，逐渐摆脱了当初移民的心态而逐渐转向了永久定居的立场，侨民意识也因为国家认同的转变而淡化。但问题还有其复杂纠葛的一面，中国与印度作为根之所在的原乡，即使不再承担他们的乡愁，在文化上的牵系却依然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正如马华新生代作家钟怡雯所说: “对于生长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而言，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似乎是十分复杂的。在血缘、历史和文化上, 华人与中国脐带相连。他们的生活习惯已深深本土化, 是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过生活的华人族群) ; 就文化而言, 华人却与中国脱离不了关系, 所谓文化乡愁即牵涉到对原生情感的追寻, 对自身文化的孺慕和传承之情等。华人可从文字、语言、习惯、节庆等共同象征系统凝聚民族意识, 并藉此召唤出一种强烈的认同。”（1）尤其是面临政治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无保障时, 这种认同则又出现强烈的反弹。
马来西亚国民由多元种族构成，语言、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多元文化社会。建国初期，种族文化进行融合的同时，也随时有因文化差异而引发冲突的危机。（2）
1957年独立之后，马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至于华裔以及印度裔则被排为外来移民。马来民族主义更常以爱国主义的面貌呈现，以强势的同化论要求华裔及印裔放弃或是移易其民族文化认同。马来西亚唯一的国语、官方语文是马来语（文），淡米尔语是另一大组群语，英语在后殖民时代的马来西亚虽是相当普遍被使用的跨族沟通语言，但不是“官方语文”，更不是“国语”。长期以来，华语（文）和淡米尔（文）则被困锁在特定族群的内部，（3）文学创作品也一直被国家主义的马来民族主义隔离在外。
国家文学史的定位与尴尬的裂痕
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调子出于1971年8月16日至20日，国家文化大会在马来西亚大学召开，决议以如下的国家文化概念为国家文化建构原则：一、以土著文化为国家文化基础。二、其他适当的文化因素可以被接受为国家文化。三、伊斯兰教为塑造国家文化之重要原素。这纲领数十年来成为大马国家文化的指导原则。（4）在伊士迈。胡辛（Ismail Hussein）1971年的指标性的文章《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以两个不同的标准，打发掉两种非国语，华文以及淡米尔语局限于特定的组群内部，所以不足以代表国家，而跨族、具国际文化优势被广泛使用的殖民语言---英语，却非本土原有，一样缺乏正当性，所以强调“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必须以马来西亚国语书写”。在此纲领下，英文、华文、淡米尔文学只能屈属于“族群文学”或 “地方文学”。（5）
1971年，在两位马来学界菁英（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泰益欧斯曼（Taib Osman）以及依斯迈胡先( Ismail Hussein)的发言中，重点如下：一、以马来文为国家文学的基础，在于它可以为所有马来西亚人理解。马来文是经协商认可的国语；换言之，马来文可以跨越族群的限制。（在国家教育制度规定之下，任何族群必须以学习“国语”为主。）二、马来文是马来西亚在地人的语言。相对于其他原住民族的文学传统，马来文有着更为长远的文学传统。三、华文、英文、淡米尔文因为以非在地语言写作，故而是“外国文学”。况且它们各自有着悠久的文学及文化传统，必然受其限制。四、相对于中华、印度文化的封闭性，马来文化自马六甲王朝以来，就在一个群岛环绕额度开放性环境里广受诸如阿拉伯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印度、中国、欧洲殖民者？）。
在这种明显捍卫马来文的绝对优先“爱国主义宣言”论调下，唯有以“国语”书写的作品，才可以被列为“国家文学”，也才可以被写进“国家文学史”中。马来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文学”，以其他语文书写的马来西亚作品则名正言顺地被列属于“族群文学”或是“地方文学”，甚至更被列为是“外国文学”。然而，事实是在马来西亚的三大种族中，文化的互相交流以及教育体制的强制下，身为华裔者除了以中文书写的作品，也有以英语或马来语书写的作品，然却只有以马来语文书写的作品才有可能踏入“国家文学”的门槛。官方在界定“国家文学”的立场是：“在马来西亚，由于马来文或马来西亚文是国语，因此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必然是马来西亚语的文学”（2003）。
这情形正如目前的“马华文学史”，只收录了以华语文书写的华人作品，却忽略了一些华裔以非华语文书写的作品，在“马华文学”的定义上，出现了一点矛盾的现象，到底是“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品”，还是“马来西亚的华语文作品”，尽管非华裔书写华语文作品不多，但是按照逻辑来说也可以被称为是马华作品，应该被列入“马华文学史”，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因此，近年来，有关“马华文学史”重构的问题也一直被学者们重视并提出各种观点。
事实上，在殖民统治中, 文学或历史的文本可以是帝国权威的一种载体, 它既是一种象征, 也可能是“行使占有权利的具体行为”; 因而书写便成一种权力和统治工具, 它是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手段。 作为“他者”，同样可以采用文本书写的形式来抵制或消解帝国之权威。他们渴望有, 也迫切需要一部以自身为主体(即本土的) “鉴证性”的历史, 用书写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移民本土、开拓本土的早期经验,他们在本土上的生存和发展史, 以及被殖民者压抑的“人民记忆”等等史实。而本土早期的历史和人民记忆, 往往藉文学书写的形式得以保存。（3）然而，这一些以非马来语书写的作品，依然被排除在“国家文学史”之外，也抹煞了其作为建国历史见证的价值。
从目前国家范畴内的马来文学的角度看，有所谓“非巫裔作者”(Penulis Bukan Melayu / Non Malay Writer)这个词汇，巫裔以外的作者都统摄在这个名称之下。（4）这样一来，处于本土的其他族群之文学作品，则名正言顺地被排斥在“国家文学史”之外，使得民族间的文学立场进入一种因政治因素而升起的尴尬裂痕。在关于“国家文学史的定位”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一个矛盾且敏感的课题，至今仍未改善。文学的经典该由谁来定？哪一个族群来认定？谁的作品可以被写进“国家文学史”中？从这几个问题延伸，也让笔者联想到，其他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有占相当大外族人口的情形，他们的作品是否也被其国列为“国家文学”，一旦成名为经典之后，是否也有资格被写进“国家文学史”中呢？
小结
国家文学是根据作家的国籍确定的, 民族文学是根据作品的语言确定的, 这是两个尺度。（5）然而，在马来西亚这一个所谓新兴的民族国家，却不以作家的国籍来确定其作品的定位，而以语言作为定位，对此，身为马来西亚华裔族群的一员，深有感慨。尤其近年来，马华作家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已经暂露曙光，可是在自己的“国家文学史”的认同上却还一直被排除在门外，不禁让马华作家经常有“梦里身是客”的忧患情怀，抱有“不被承认的焦虑”。
早期从中国大陆到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从效忠中国到效忠马来西亚,经过了一段感情挣扎。许多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在建国初期表现了自己对国家的认同, 积极呼吁参与国家建设。他们抱着理想,希望从移民变成公民,可以长期在这片国土上生活。可是, 从1957年独立到21世纪的今天, 华人感受到族群日渐被边缘化, 他们对国家不公平的政策感到失望, 部分作家甚至选择到别的国度发展 ，显示了华人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的坎坷际遇。（6）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华族已把自己当作国家主人公,他们对国家有着深刻的认同感。侵略者压境时, 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也付出了生命。然而, 国家建立起来后, 他们却被视为外来移民, 忠诚度时常受到置疑。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人在现代性民族—国家文学理念下进一步提出用“华人文学”取代“华文文学”, 由此获得“国家文学”认同，但是依然没有答案。
其实，在多元民族的国境下，各民族完全不分彼此、和谐生活一直是作家
理想中的马来西亚社会。我们且期待，有朝一日，民族文学能够被列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史”。
备注：
（1） 钟怡雯: 《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中的中国图象》, 《回首八十载, 走向新世纪: 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 2001年, 第56 页。
（2） 潘碧华：《参与的记忆：建国中的马华文学》
（3） 详细的讨论参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建国》，台北：文史哲，1979
（4） 庄华兴：《叙述国家寓言：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颉颃与定位》，收于《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2004：103-130
（5） 伊斯迈。胡辛，《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庄华兴译，收于氏编，《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雪隆兴安会馆/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33-43
（6） 南治国：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建构———以王润华的相关论述为中 心
（7） 庄华兴：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学
（8） 周宁：《重整马华文学独特性》
（9） 潘碧华：《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