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变形记》的伦理主题初探
对于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我们应该是不陌生的，学术界一直以来都一致认为这部中篇小说是卡夫卡的代表作，因此这作品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对它进行各方面的解读和批评研究。
大体上来说，学术界目前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和解读主要有四大方向：其一是对于主题的探索；其二是对于小说中主人公“变形”之原因探索；其三则是从艺术特征以及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之；其四是对其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近年来有学者将之与中国作品《促织》进行比较。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有者认为《变形记》正是卡夫卡的自传映射和写照等。
对于小说主题的探索，近年来多集中在几个方向，一般学术界皆认同异化主题，这一种集中的观点是认为它主要是描写异化的，认为它真实地表现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被“物”(例如金钱,机器,产品,生产方式等)所驱使，所胁迫、所统治而不能自主，成为“物”的奴隶,进而失去人的本性，变为非人。这一派学者认为《变形记》主人公格雷戈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的生存现状。
历年来还有学者认为作品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的一种生存恐惧。人变成虫，在这里象征着莫明其妙的巨大灾难的降临, 这种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表现了现代西方人的某种精神状态，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核战争的威胁，环境污染和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未来的命运处于一种不可知的恐惧状态之中。《变形记》中格雷戈尔的命运正反映了这种精神状态本质的东西。
再者，还有学者把《变形记》解读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小说详细的描写了家人对他从关心到厌恶到必欲置其于死地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希望他恢复赚钱的能力到彻底绝望的过程。这是一个为家庭奉献了一切，却由于失去了赚钱的工作能力，进而就等于失去原有的价值而被家庭抛弃，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悲剧，而这类悲剧在人情冷漠的现代社会里屡见不鲜。
本文拟采用聂珍钊教授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这篇经典小说《变形记》中所揭示的伦理主题。文章主要从伦理身份、伦理空间以及伦理责任三个方向来进行探讨。这三个主题虽然各自可以独立，但其中却是有内在联系的。理解了这三大主题，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卡夫卡的创作意图，我们不难看到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其特点主要是在其所提出的伦理意义。
伦理身份
小说开头的那一句话，“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多年来，成为文学界的经典。主人公格雷戈尔在睡梦中醒来忽然自己变成虫，由于身体的不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但是，他环顾四周，发现不是梦。但是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变成一只大虫呢？他主要是先从身体上的变化引起疑惑，文章写“他朝天仰卧，背如坚甲，稍一抬头就见到自己隆起的褐色腹部分成一块块弧形硬片，被子快要盖不住肚子的顶部，眼看就要整个滑下来了。他那许多与身躯比起来细弱得可怜的腿正在他眼前无助地颤动着。”(251)由此可见，格雷戈尔最初是从身体上的变形来判断自己是否变成虫的，这种怀疑就连身为读者的我们也无法避免。但是他不能肯定，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因为他还有清醒的意识。于是小说接下去与其说是写格雷戈尔寻找自己的伦理身份，是虫还是人，还不如说作者借这样的一个故事带领读者们层层渐入地去思考“人”和“动物”的区别，带领读者进而去反身自省自己是人还是动物的问题。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人？”的问题，是不是拥有人类的五官或是形体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为“人”？
对于“人”的理解既是小说至关重要的主题。读者不知道主人公到底是人还是兽，主人公也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人。于是小说从一开始就带着我们去找寻答案，一直到格雷戈尔死去为止，作者依然没有提供明显的答案，而需要我们自己去对格雷戈尔的身份进行思考。当隔离这房间与客厅的那道门被打开之后，格雷戈尔顿时被驱赶出“人类圈子”。此时的他，除了还保留不变的“脸孔”和“头部”之外，据描述，其躯体四肢已经变成动物性了。就因为“头部”和“脸部”还是格雷戈尔，因此家人还是把他当成格雷戈尔。然而，这是混乱的。这情形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美人鱼，因为分不清是“人”还是“鱼”，所以才叫“人鱼”，格雷戈尔是什么，他自己其实是不清楚的。但是，正因为他有理性，才会对自身身份的追问，恰恰证明了他是“人”的身份。
“人”和“兽”毕竟有所区别。聂珍钊教授说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而理性是透过头脑来体现的。格雷戈尔的自杀是一种“良心发现”的举动。人性是动物性，并不是人类的本能，作为人有人的“伦理”，当人类圈子的伦理和人性发生冲突时，悲剧便产生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主要是找出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关键就是“身份”的混乱。
人不同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不仅仅是满足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否则无异于野兽，人还有更高的要求和追求，那就是精神世界。但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必然就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关系制约。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始终呈现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为什么家人在格雷戈尔变成大虫之后，不直接将他当成大虫来照顾，就像生活中许多家庭豢养宠物一样来豢养格雷戈尔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小说描写家人对待格雷戈尔的残酷举动，例如把他隔离、用苹果丢他、用手杖驱赶他、把他隔离在另一个隐蔽的空间、就连他身体受伤也视若无睹，以上这些读来叫人心寒，因为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曾经为家人付出所有但却得到如此下场的悲惨人生。反观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一些家庭对待其宠物的态度却是疼爱有加，而且丝毫不曾要求回报，这不禁令人不得不思考家人对格雷戈尔的态度问题。
最大的原因是“身份混乱”。由于家人看见格雷戈尔还保有一颗“人”的头颅，企图继续将他当成“格雷戈尔”，偏偏这个“人”的躯体和生活习惯却和“人类”相去甚远。其中包括语言、饮食和动作都变成“动物性”，他们无法完全接受他是“动物”，但是又不得不接受他是“动物”，因此，身份就此发生混乱。由于身份和伦理法则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无法确定他的身份，进而无法选择对待他的伦理法则，一方面把他当“人”，一方面又把他当“动物”，格雷戈尔的悲剧命运就此产生。
伦理空间
小说《变形记》探讨的伦理主题还包括空间的问题。小说中描写格雷戈尔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多了很多自己无法控制的脚，仿佛自己变成一只虫。他首先是从空间上来确认身份的，“这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一点也不假的人住的房间”(251)。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知道“空间”能够帮助我们确认自己的身份，动物有动物的居住空间，人也有属于人的居住空间，如何决定你的生活空间，就在于身份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伦理身份”决定“伦理空间”。
他看看熟悉的房间，的的确确是“人住的房间”，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墙上还挂着他喜欢的画，那是他不久前自己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一个漂亮的金色镜框里的画。这不只可以证明是“人住的房间”，并且无须怀疑地确认是“格雷戈尔的房间”。但是这种方法依然不能给他提供明确的答案，到底他是人还是虫，格雷戈尔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份还是不确定的。接着，他企图透过语言，尝试用人类的语言来回答家人在门外的问话，但是他听见自己回答的声音时吓了一跳，“这明明是他原来的声音，可是里面夹杂着一种好像是来自下面的、压制不了的痛苦的尖叫”(253)这时候，由于他是极为小心地发出每一个字，而且简短，外面的家人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妥和异样。，他必须费尽力气才能离开床铺，这时候他还不时地提醒自己必须以理智的态度来处理。他有时间观念，而且他还期待在寂静中也许一切会回复真实和自然的正常状态(254)，也就是说他开始明确自己只是有点不正常，但依然无法肯定自己的伦理身份。
自从格雷戈尔的房间门在那天清晨被打开之后，“从此门再也没有打开过”(264)，而且钥匙现在时插在外面的(264)，他就这样被家人赶出“人类圈子”了，门内和门外自成两个空间。门内是“动物空间”，像极了“洞穴”，而门外则是“人类空间”，透过门缝，格雷戈尔可以看到起居室点起的煤气灯，有餐桌，有沙发，格雷戈尔总是可以听到门外他们三人蹑手蹑脚地走过。
格雷戈尔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他是人，不是虫，但是他却被安置在如同虫类居住的空间里。尽管他被如此对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任然保有一颗清醒的头脑，理性的头脑，因为他对自己安慰说：“他必须镇定从事，要有耐心，要极端体贴家人，使他们比较容易忍受他在目前状况下不得已给他们造成的烦恼和难堪。”(264)。
然后是突然有一天，妹妹因为看见他养成了一种新的消遣习惯，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270)，于是下定决心，把挡道占地的家具全搬走，特别是那个柜子和那张写字台。没有人知道，搬走家具是否就真的能帮了格雷戈尔的忙，为他做了件他喜欢的事(271)，事实上，妹妹的举动并不受到格雷戈尔的认同，他呐喊至少要留下写字台给他。
这个情节明显地再一次提醒我们“身份”的重要，“伦理身份”决定了“伦理空间”，由于人和兽的区别还在于是否懂得使用工具，由于家人认为他已经不是“人”了，房间里的家具对他基本上只是妨碍，才决定将它们搬走。
家人以为这样比较方便变了形的格雷戈尔，进一步说明对于格雷戈尔会好起来这件事情已经绝望，渐渐以对待动物的伦理法则来对待格雷戈尔。妹妹开始认为为了格雷戈尔的好，应该干脆把“人住的房间”变成一个“洞穴”，这样，他就可以在那里四面八方不受干扰地爬行，但同时，也会迅速而完全地忘记他做人的过去时光。(271)妹妹在父母面前以一种专家的态度主张要搬走所有的家具，只留下那张不可或缺的长沙发(272)。为什么不需要家具，却留下长沙发，沙发本来的用途是坐在其上，然而格雷戈尔却是将它当成躲避的空间，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而躲在沙发下面。
尽管自他变形以来妹妹已经没有直接对他说话，但是当母亲因格雷戈尔而惊吓晕倒时，妹妹依然直呼他的名字为格雷戈尔，可见名字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妹妹此时只是以一种对待宠物的态度来对待他，而已经没有把他当哥哥了。最后还是由妹妹坚决地向父母提出必须把格雷戈尔送走，才是家人的出路，她清楚地说出看法“爸爸，这是唯一的法子。你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285)妹妹强烈地表达出格雷戈尔不再是人，而人和动物是不能共同生活的。
透过以上这些情节，卡夫卡借格雷戈尔的变形来告诉我们伦理身份与生活空间的相互关系，只有明确了身份，才能为自己找到舒适的生活空间。这也是小说提供的一个伦理主题。
伦理责任
由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必有其伦理身份，伦理身份就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法则，其中还包括“伦理责任”。
《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所谓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中包括伦理责任，什么样的“伦理身份”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伦理责任”，这些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透过探讨身份的问题来探讨责任的问题，也是卡夫卡在小说中所提供的另一个伦理主题。
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
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
至于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 当妹妹对他作出最后的审判：“它必须离开，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285)妹妹认为“它怎么会是格雷戈尔呢？如果它是格雷戈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他就会自动走掉；虽然我们会失去一位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并且会怀着敬意纪念他。”(285)格雷戈尔顿时领悟了自己必须离开这个家，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正为变形后的格雷戈尔找到了答案。
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还在于“责任”。这个责任是由“伦理身份”形成的，如果格雷戈尔是一只“大虫”，那么他就只管每天被豢养着，只管吃饭睡觉。但是恰恰相反的是格雷戈尔不是“大虫”，他有理性，他有同情心，他更有对自己和对家人的“伦理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无意间听到了妹妹的说词，于是他为自己做出了自杀的决定，而自杀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伦理选择”，他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执行他的“伦理责任”，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家人带来幸福的可能。
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格雷戈尔的悲剧正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人”，而只要是“人”，就有理性，有“伦理责任”。卡夫卡这篇小说说要探讨的问题无疑集中在伦理主题上，透过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我们为主人公的悲剧找到了答案。
参考资料：
1.《卡夫卡小说全集II》，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体上来说，学术界目前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和解读主要有四大方向：其一是对于主题的探索；其二是对于小说中主人公“变形”之原因探索；其三则是从艺术特征以及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之；其四是对其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近年来有学者将之与中国作品《促织》进行比较。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有者认为《变形记》正是卡夫卡的自传映射和写照等。
对于小说主题的探索，近年来多集中在几个方向，一般学术界皆认同异化主题，这一种集中的观点是认为它主要是描写异化的，认为它真实地表现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被“物”(例如金钱,机器,产品,生产方式等)所驱使，所胁迫、所统治而不能自主，成为“物”的奴隶,进而失去人的本性，变为非人。这一派学者认为《变形记》主人公格雷戈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的生存现状。
历年来还有学者认为作品表现了在现代社会里人的一种生存恐惧。人变成虫，在这里象征着莫明其妙的巨大灾难的降临, 这种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表现了现代西方人的某种精神状态，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核战争的威胁，环境污染和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未来的命运处于一种不可知的恐惧状态之中。《变形记》中格雷戈尔的命运正反映了这种精神状态本质的东西。
再者，还有学者把《变形记》解读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小说详细的描写了家人对他从关心到厌恶到必欲置其于死地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希望他恢复赚钱的能力到彻底绝望的过程。这是一个为家庭奉献了一切，却由于失去了赚钱的工作能力，进而就等于失去原有的价值而被家庭抛弃，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悲剧，而这类悲剧在人情冷漠的现代社会里屡见不鲜。
本文拟采用聂珍钊教授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这篇经典小说《变形记》中所揭示的伦理主题。文章主要从伦理身份、伦理空间以及伦理责任三个方向来进行探讨。这三个主题虽然各自可以独立，但其中却是有内在联系的。理解了这三大主题，则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卡夫卡的创作意图，我们不难看到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其特点主要是在其所提出的伦理意义。
伦理身份
小说开头的那一句话，“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多年来，成为文学界的经典。主人公格雷戈尔在睡梦中醒来忽然自己变成虫，由于身体的不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但是，他环顾四周，发现不是梦。但是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变成一只大虫呢？他主要是先从身体上的变化引起疑惑，文章写“他朝天仰卧，背如坚甲，稍一抬头就见到自己隆起的褐色腹部分成一块块弧形硬片，被子快要盖不住肚子的顶部，眼看就要整个滑下来了。他那许多与身躯比起来细弱得可怜的腿正在他眼前无助地颤动着。”(251)由此可见，格雷戈尔最初是从身体上的变形来判断自己是否变成虫的，这种怀疑就连身为读者的我们也无法避免。但是他不能肯定，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因为他还有清醒的意识。于是小说接下去与其说是写格雷戈尔寻找自己的伦理身份，是虫还是人，还不如说作者借这样的一个故事带领读者们层层渐入地去思考“人”和“动物”的区别，带领读者进而去反身自省自己是人还是动物的问题。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人？”的问题，是不是拥有人类的五官或是形体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为“人”？
对于“人”的理解既是小说至关重要的主题。读者不知道主人公到底是人还是兽，主人公也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人。于是小说从一开始就带着我们去找寻答案，一直到格雷戈尔死去为止，作者依然没有提供明显的答案，而需要我们自己去对格雷戈尔的身份进行思考。当隔离这房间与客厅的那道门被打开之后，格雷戈尔顿时被驱赶出“人类圈子”。此时的他，除了还保留不变的“脸孔”和“头部”之外，据描述，其躯体四肢已经变成动物性了。就因为“头部”和“脸部”还是格雷戈尔，因此家人还是把他当成格雷戈尔。然而，这是混乱的。这情形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美人鱼，因为分不清是“人”还是“鱼”，所以才叫“人鱼”，格雷戈尔是什么，他自己其实是不清楚的。但是，正因为他有理性，才会对自身身份的追问，恰恰证明了他是“人”的身份。
“人”和“兽”毕竟有所区别。聂珍钊教授说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而理性是透过头脑来体现的。格雷戈尔的自杀是一种“良心发现”的举动。人性是动物性，并不是人类的本能，作为人有人的“伦理”，当人类圈子的伦理和人性发生冲突时，悲剧便产生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主要是找出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关键就是“身份”的混乱。
人不同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不仅仅是满足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否则无异于野兽，人还有更高的要求和追求，那就是精神世界。但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必然就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关系制约。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始终呈现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为什么家人在格雷戈尔变成大虫之后，不直接将他当成大虫来照顾，就像生活中许多家庭豢养宠物一样来豢养格雷戈尔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小说描写家人对待格雷戈尔的残酷举动，例如把他隔离、用苹果丢他、用手杖驱赶他、把他隔离在另一个隐蔽的空间、就连他身体受伤也视若无睹，以上这些读来叫人心寒，因为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曾经为家人付出所有但却得到如此下场的悲惨人生。反观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一些家庭对待其宠物的态度却是疼爱有加，而且丝毫不曾要求回报，这不禁令人不得不思考家人对格雷戈尔的态度问题。
最大的原因是“身份混乱”。由于家人看见格雷戈尔还保有一颗“人”的头颅，企图继续将他当成“格雷戈尔”，偏偏这个“人”的躯体和生活习惯却和“人类”相去甚远。其中包括语言、饮食和动作都变成“动物性”，他们无法完全接受他是“动物”，但是又不得不接受他是“动物”，因此，身份就此发生混乱。由于身份和伦理法则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无法确定他的身份，进而无法选择对待他的伦理法则，一方面把他当“人”，一方面又把他当“动物”，格雷戈尔的悲剧命运就此产生。
伦理空间
小说《变形记》探讨的伦理主题还包括空间的问题。小说中描写格雷戈尔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多了很多自己无法控制的脚，仿佛自己变成一只虫。他首先是从空间上来确认身份的，“这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一点也不假的人住的房间”(251)。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知道“空间”能够帮助我们确认自己的身份，动物有动物的居住空间，人也有属于人的居住空间，如何决定你的生活空间，就在于身份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伦理身份”决定“伦理空间”。
他看看熟悉的房间，的的确确是“人住的房间”，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墙上还挂着他喜欢的画，那是他不久前自己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一个漂亮的金色镜框里的画。这不只可以证明是“人住的房间”，并且无须怀疑地确认是“格雷戈尔的房间”。但是这种方法依然不能给他提供明确的答案，到底他是人还是虫，格雷戈尔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份还是不确定的。接着，他企图透过语言，尝试用人类的语言来回答家人在门外的问话，但是他听见自己回答的声音时吓了一跳，“这明明是他原来的声音，可是里面夹杂着一种好像是来自下面的、压制不了的痛苦的尖叫”(253)这时候，由于他是极为小心地发出每一个字，而且简短，外面的家人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妥和异样。，他必须费尽力气才能离开床铺，这时候他还不时地提醒自己必须以理智的态度来处理。他有时间观念，而且他还期待在寂静中也许一切会回复真实和自然的正常状态(254)，也就是说他开始明确自己只是有点不正常，但依然无法肯定自己的伦理身份。
自从格雷戈尔的房间门在那天清晨被打开之后，“从此门再也没有打开过”(264)，而且钥匙现在时插在外面的(264)，他就这样被家人赶出“人类圈子”了，门内和门外自成两个空间。门内是“动物空间”，像极了“洞穴”，而门外则是“人类空间”，透过门缝，格雷戈尔可以看到起居室点起的煤气灯，有餐桌，有沙发，格雷戈尔总是可以听到门外他们三人蹑手蹑脚地走过。
格雷戈尔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他是人，不是虫，但是他却被安置在如同虫类居住的空间里。尽管他被如此对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任然保有一颗清醒的头脑，理性的头脑，因为他对自己安慰说：“他必须镇定从事，要有耐心，要极端体贴家人，使他们比较容易忍受他在目前状况下不得已给他们造成的烦恼和难堪。”(264)。
然后是突然有一天，妹妹因为看见他养成了一种新的消遣习惯，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270)，于是下定决心，把挡道占地的家具全搬走，特别是那个柜子和那张写字台。没有人知道，搬走家具是否就真的能帮了格雷戈尔的忙，为他做了件他喜欢的事(271)，事实上，妹妹的举动并不受到格雷戈尔的认同，他呐喊至少要留下写字台给他。
这个情节明显地再一次提醒我们“身份”的重要，“伦理身份”决定了“伦理空间”，由于人和兽的区别还在于是否懂得使用工具，由于家人认为他已经不是“人”了，房间里的家具对他基本上只是妨碍，才决定将它们搬走。
家人以为这样比较方便变了形的格雷戈尔，进一步说明对于格雷戈尔会好起来这件事情已经绝望，渐渐以对待动物的伦理法则来对待格雷戈尔。妹妹开始认为为了格雷戈尔的好，应该干脆把“人住的房间”变成一个“洞穴”，这样，他就可以在那里四面八方不受干扰地爬行，但同时，也会迅速而完全地忘记他做人的过去时光。(271)妹妹在父母面前以一种专家的态度主张要搬走所有的家具，只留下那张不可或缺的长沙发(272)。为什么不需要家具，却留下长沙发，沙发本来的用途是坐在其上，然而格雷戈尔却是将它当成躲避的空间，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而躲在沙发下面。
尽管自他变形以来妹妹已经没有直接对他说话，但是当母亲因格雷戈尔而惊吓晕倒时，妹妹依然直呼他的名字为格雷戈尔，可见名字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妹妹此时只是以一种对待宠物的态度来对待他，而已经没有把他当哥哥了。最后还是由妹妹坚决地向父母提出必须把格雷戈尔送走，才是家人的出路，她清楚地说出看法“爸爸，这是唯一的法子。你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285)妹妹强烈地表达出格雷戈尔不再是人，而人和动物是不能共同生活的。
透过以上这些情节，卡夫卡借格雷戈尔的变形来告诉我们伦理身份与生活空间的相互关系，只有明确了身份，才能为自己找到舒适的生活空间。这也是小说提供的一个伦理主题。
伦理责任
由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必有其伦理身份，伦理身份就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法则，其中还包括“伦理责任”。
《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所谓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中包括伦理责任，什么样的“伦理身份”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伦理责任”，这些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透过探讨身份的问题来探讨责任的问题，也是卡夫卡在小说中所提供的另一个伦理主题。
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
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
至于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 当妹妹对他作出最后的审判：“它必须离开，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285)妹妹认为“它怎么会是格雷戈尔呢？如果它是格雷戈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他就会自动走掉；虽然我们会失去一位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并且会怀着敬意纪念他。”(285)格雷戈尔顿时领悟了自己必须离开这个家，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正为变形后的格雷戈尔找到了答案。
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还在于“责任”。这个责任是由“伦理身份”形成的，如果格雷戈尔是一只“大虫”，那么他就只管每天被豢养着，只管吃饭睡觉。但是恰恰相反的是格雷戈尔不是“大虫”，他有理性，他有同情心，他更有对自己和对家人的“伦理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无意间听到了妹妹的说词，于是他为自己做出了自杀的决定，而自杀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伦理选择”，他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执行他的“伦理责任”，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家人带来幸福的可能。
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格雷戈尔的悲剧正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人”，而只要是“人”，就有理性，有“伦理责任”。卡夫卡这篇小说说要探讨的问题无疑集中在伦理主题上，透过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我们为主人公的悲剧找到了答案。
参考资料：
1.《卡夫卡小说全集II》，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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